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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学术交流】 郑孝胥书法探赜
  发布日期:2015/1/25

    福建位于东海之隅,山川清淑之气,郁为人文之邦。衣冠之盛,自古而然。据史书记载和传世书迹考证,福建书法兴始于唐,称雄于宋,繁荣于明清,迄于近现代,尤其蔚为壮观。在清末民国书坛成就显赫,能开宗立派的当数郑孝胥。
    郑孝胥(1860-1938),字苏戡,又字太夷,号海藏、苏庵,室名海藏楼、夜起庵。清光绪八年(1882)举人。历任广西边防大臣,安徽、广东按察使,湖南布政使等职。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,以遗老自居。1932年至1938年出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等职。是近代享有盛名的诗人,为同光诗派首领人物,同时,也是近代书坛有影响的大家,被称为民国时期“五大书派”之一。
    郑孝胥天职颖悟,4岁即从其叔祖郑世恭受《尔雅》,能成诵。8岁得李兆珍传授,13岁毕《十三经》。其时,长居北京,书法以帖学为主,多受馆阁体影响,打下了坚实基础。29岁考取内阁中书,因得座主翁同龢赏识,受其影响,遂转习钱南园、何绍基,雄强之气渐露行间。其后数年多取法唐宋诸家。隐居上海后,时与沈曾植、李瑞清、曾熙等相过从,切磋书艺,受诸家影响,书法遂转向北魏并周秦两汉诸碑,于《始平公》、《杨大眼》、《石门铭》、《瘗鹤铭》等碑刻致力尤多。同时近取碑学名家张裕钊,书风为之一变,渐成自成规模。
    郑孝胥擅长篆隶楷行四体,评者大都以其楷、行二体最为精能。艺事贵在变化出新,戛戛独造,若以此标准衡量,其四体中,应以行书为卓尔不群,可与抗衡前人。
    郑孝胥论书,主张“楷隶相参”,“楷隶相参转出奇,谁将此意试求之。学书聊取记名姓,平正欹斜任自为。”他在《跋泰山经石峪》中说:“字之疏密肥瘦,随其意态以成其妙,执死法者必损其天机,大小虽殊,理固无异矣。经石峪大字乃楷隶相参之法……”可见郑氏窥到了磅礴奔逸之类大字的奥秘。在题清道人临魏碑册中又说:“蔡君谟谓《瘗鹤铭》乃六朝人楷隶相参之作,观六朝人书无不楷隶相参者。此盖唐之前法,似奇而实正也。”可见,郑孝胥以为“楷隶相参”乃古法正宗,此种信念贯穿于其各种书体的实践。同时,郑氏认定“艰涩”、“凝重”乃学书入手之正道,这可以在他隐居上海时的课徒批语中屡屡见之。戊午七月二十九日批宋龄贤临《南唐集字》曰:“下笔颇舒展,然仍宜取碑版摹写,从艰涩中求之,方有根柢。”同年九月二十一日批叶曙篆书曰:“从凝重入手,其进必速。”其他另有诸如“《兰亭》近俗,暂不宜学。”“专习隶书,可避俗气。”“楷书虽清挺,仍有匠气。”等语。在郑氏的心目中,“涩”所占的权数太大了,几为“不二法门”,以至有点重质轻韵的味道。
    郑孝胥的“楷书相参”中的“楷”是以唐楷为根柢,“参”以六朝书法的笔意。这从他的楷书作品《济众亭记》、《重建松廖阁记》、《叙古千文》等可以看出。具体地说,他的唐楷根柢是以欧书为主,欧书出现在初唐,尚有六朝碑书遗意,但已显得谨饬精整。他接受了欧书的这一风貌,甚至更显拘窘,这应当是其早年馆阁习气的遗留。他所“参”入的六朝笔意,主要是方峻的用笔,但不少地方融入了其他成分,肩转处就很有张裕钊的特色,还有些颜鲁公的意味,而横画和捺脚又时时透出汉魏遗韵,加上有意强调了上敛下肆的收放关系,使字字显得峻逸刚健,气势毕具。郑孝胥的隶书得力于《张迁碑》、《西狭颂》、《史晨碑》、《石门颂》及前秦《广武将军碑》,其面目不专主一碑,较方严平实。张靖远《海藏先生书法抉微》论其隶书“为四体之冠,其真行即得力于此。先生十余龄即从其叔祖虞臣先生习隶,虞臣先生善篆隶,为闽中名宿。先生36岁时为江宁胡煦斋作《白下愚园集》及《偶意诗草》二签隶书,出入《礼器》、《史晨》,用笔峻涩,朴秀兼至,不同流俗。隐居上海以后,于汉碑临写尤勤,墨本之外,兼取《流沙坠简》之法,用笔超绝,下视侪辈。”就传世作品看,郑氏写过大量汉碑是没有疑问的,但评其隶书为“四体之冠”未免失当。郑孝胥的行楷书,师法唐宋,陶熔汉魏,晚年自成独特面目,其所以在书史中占有位置,关键在此。而隶书虽有相当功夫,但终未跳出汉人樊篱,不足为大家也。
    郑孝胥最具个性的书体是行书。其行书成功之处,端赖于行笔快于楷隶。这对克服其楷隶二体的板刻之弊是颇为有利的。他早起的行书中宫收紧,体势开张,较多黄庭坚《瘗鹤铭》笔趣,同时转折处多用欧书内敛之法,并已开始重按以强调转折处,已初步显示横肩外耸,折脚内收特色。由于行笔较快,逐渐能脱离楷则的羁绊而致心手相忘。此时,各家的笔法已非生硬的参合,而是较为自然地融合为一体了。其晚年作品,横肩外耸、折脚内收的造型已经固定;横画多左轻右重;竖画有的作内收之势,这是从欧书嬗化;竖画亦有作环抱之势者,这是得自颜书笔意;其捺画有较大弧度,这是从隶法变出。如《欧阳文忠公州名急就篇》,堪称典型,整体观之,其行书又有汉碑的凝重与峭拔。虽然可以一一指出其笔意的来历,但其广取博涉,在行书速度的连缀下,整体浑成自然,成为郑孝胥自家的面目。 
    郑孝胥篆书以小篆为主,直追李阳冰,取法泰山,琅琊刻石,兼学邓石如、吴让之、吴昌硕诸家,匀称劲健,规模皆备,如其隶书一样,未有明显突破,其草书所见甚少,与其个人好恶有直接关系。其《题黄石斋尺牍》有句云:“作书莫作草,怀素尤为厉。君实与明道,不草究何碍。”艺欲精必嗜之深,他于草圣既无深嗜,难以精能是不待言的了。而他在《怀素自叙卷》中的题诗,可谓深知草法三昧:“草书初学患不熟,久之稍熟患不生。裁能成字已受缚,欲解此缚嗟谁能。獦獠解事趋平淡,笔下风雨常纵横。观其能速不速处,蝉蜕一切如无情。没人操舟诚妙喻,举止自若完神明。子瞻宁未见此贴,毋乃会意翻忘形。”可见其于草书实践不多之故,而未能臻于精熟,也就无须再“久之稍熟患不生”了。
    由于郑孝胥那段不甚光彩的历史,人们毫不留情地把他打入另册。如今评介他,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意义。首先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功,为书坛留下不少可资借鉴的精品;其次,他的艺术上的成就与艺术地位的不相称,也为后人留下引以为戒的惊叹。(黄杰钦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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